“南极夏天的风，也比北京严冬的风凶猛多了！要是遇到西下风，不躲进科考站，人都能给吹跑喽！”在前天北京召开的纪念中国极地考察25周年座谈会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极地科学家们意犹未尽，在北京京西宾馆的餐厅里，他们还热烈地交流着各自的极地科考经历和科研进程。
浙江万里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石钟慈，浙江万里学院生环学院院长杨季芳，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所长张海生，资深极地科学家、浙江万里学院教授王自磐及工程院院士潘德炉等作为浙江极地科考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曾11次赴南北极考察、2次在南极越冬的王自磐教授，对中国极地科考事业25年里走过的每一步，都如数家珍。
当年被拒在门外“喝咖啡”
王自磐教授说，18、19世纪，英、俄、法、美等国就开始了对南极大陆的探险考察。1983年，我国刚加入《南极条约》，但也仅仅属于没有表决权的缔约国。
1983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第12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会议议程进行之间，会议主席突然宣布：请所有缔约国代表到大厅外喝咖啡。原因是协商国成员要关起门来表决一个重要的南极议题。当时被“轰”出会议厅的中国代表团深感难堪。“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四国在里头表决，唯独我们，泱泱中国被关在门外喝咖啡，大国尊严何存？”回忆到这里，王自磐依然非常感慨，当时他已经在澳大利亚南极局，正为去南极考察做准备。
1984年中国组成首支考察队，11月20日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进军南极。次年2月，考察队员历尽艰险，终于在南极乔治王岛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一年的10月，中国被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至此，中国人在《南极条约》会议上“喝咖啡”的历史一去不返。
如今南极头、背、尾部都有中国站
又是出国又是坐船，几个月的大洋颠簸，再到冰天雪地的南极，这是个不小的折腾，但对当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却是难得的机遇和挑战。上世纪80年代，在海洋二所里，研究人员见面打招呼问候最多的是“你去不去南极？”
当时王自磐还在该所科技处工作，曾负责推选合适的科学家到澳大利亚去学习，其中就有“邻居”颜其德。后来颜其德和董兆乾、蒋加伦等，在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中成为骨干力量，分别担任中国长城站首次越冬队队长、南极洲考察队副队长和南大洋考察队生物专业组组长。那次，海洋二所挑选的28位科研人员，成为首次南极科考的主力。
25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极地考察的主要国家。“我们在南极大陆的头、背、尾部都建了站，尤其，今年1月份建成的昆仑站，处于南极冰雪高原的最高点。”王自磐介绍说，目前中国在极地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南极陨石搜集和研究、磷虾生物学研究等方面都走在了国际前列。
今后5~10年软硬实力齐头并进
作为一个见证国家极地事业发展25年的科学家，王自磐教授期待在今后的五年、十年里，中国的南极科考事业有更大的投入和更好的发展。“在全球性资源枯竭、气候异常、环境恶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已经把眼光从国内转向国外，从大陆转到海洋进而转到两极。北极的经济开发争夺战已经打响，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是南极的争夺，这种形势下，各个国家都在调整战略。”
王教授相信，今后的5~10年，我国将把极地科研目标对准环境和资源两大方向。“接下来的几年，在硬实力方面，我国将加快在建新的科考船的速度，由此，我国将彻底告别购买、改造国外科考船只的时代，同时，我国将不断开发研制能与国际水平相媲美的各种科研设备。在软实力方面，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极地法律法规，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极地组织和各种相关活动中去，进一步大力推动国际合作。”王教授说。
浙江万里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石钟慈，浙江万里学院生环学院院长杨季芳，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所长张海生，资深极地科学家、浙江万里学院教授王自磐及工程院院士潘德炉等作为浙江极地科考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曾11次赴南北极考察、2次在南极越冬的王自磐教授，对中国极地科考事业25年里走过的每一步，都如数家珍。
当年被拒在门外“喝咖啡”
王自磐教授说，18、19世纪，英、俄、法、美等国就开始了对南极大陆的探险考察。1983年，我国刚加入《南极条约》，但也仅仅属于没有表决权的缔约国。
1983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第12次《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会议议程进行之间，会议主席突然宣布：请所有缔约国代表到大厅外喝咖啡。原因是协商国成员要关起门来表决一个重要的南极议题。当时被“轰”出会议厅的中国代表团深感难堪。“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四国在里头表决，唯独我们，泱泱中国被关在门外喝咖啡，大国尊严何存？”回忆到这里，王自磐依然非常感慨，当时他已经在澳大利亚南极局，正为去南极考察做准备。
1984年中国组成首支考察队，11月20日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进军南极。次年2月，考察队员历尽艰险，终于在南极乔治王岛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一年的10月，中国被接纳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至此，中国人在《南极条约》会议上“喝咖啡”的历史一去不返。
如今南极头、背、尾部都有中国站
又是出国又是坐船，几个月的大洋颠簸，再到冰天雪地的南极，这是个不小的折腾，但对当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却是难得的机遇和挑战。上世纪80年代，在海洋二所里，研究人员见面打招呼问候最多的是“你去不去南极？”
当时王自磐还在该所科技处工作，曾负责推选合适的科学家到澳大利亚去学习，其中就有“邻居”颜其德。后来颜其德和董兆乾、蒋加伦等，在中国首次南极考察中成为骨干力量，分别担任中国长城站首次越冬队队长、南极洲考察队副队长和南大洋考察队生物专业组组长。那次，海洋二所挑选的28位科研人员，成为首次南极科考的主力。
25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极地考察的主要国家。“我们在南极大陆的头、背、尾部都建了站，尤其，今年1月份建成的昆仑站，处于南极冰雪高原的最高点。”王自磐介绍说，目前中国在极地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南极陨石搜集和研究、磷虾生物学研究等方面都走在了国际前列。
今后5~10年软硬实力齐头并进
作为一个见证国家极地事业发展25年的科学家，王自磐教授期待在今后的五年、十年里，中国的南极科考事业有更大的投入和更好的发展。“在全球性资源枯竭、气候异常、环境恶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已经把眼光从国内转向国外，从大陆转到海洋进而转到两极。北极的经济开发争夺战已经打响，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就是南极的争夺，这种形势下，各个国家都在调整战略。”
王教授相信，今后的5~10年，我国将把极地科研目标对准环境和资源两大方向。“接下来的几年，在硬实力方面，我国将加快在建新的科考船的速度，由此，我国将彻底告别购买、改造国外科考船只的时代，同时，我国将不断开发研制能与国际水平相媲美的各种科研设备。在软实力方面，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极地法律法规，更积极地参与到国际极地组织和各种相关活动中去，进一步大力推动国际合作。”王教授说。
原载2025-08-03《钱江晚报》
